社会分工和交换是产生商业的前提。最早的交换应该出现在部落之间，仅仅只是在代表部落群体利益的酋长之间进行。随着交换的发展和生活资料的剩余，交换逐步渗入氏族内部。列宁曾说:“私有制是随着交换的出现而产生的”。从另一方面看，二者之间又有着相互促进的因果关系；交换大大推进了社会分工和私有制的发展，同时对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转变，也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日中为市，交易而退

记录最早交换形式的古代文献是《周易·系辞》:“庖牺氏没，神农氏作。……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部落之间在约定的时间、地点，你们带来剩余的食物、羊群，我们带来烧制好的陶罐、琢磨好的石斧、石铲和石锄。以其所余，易其所需，没有争端，无需多寡、轻重的比较，交易很快就完成了。多么简单、多么融洽、多么和谐的交换场景啊!这大概就是母系氏族社会末，父系社会早期的交换景象吧。

到了父系氏族社会繁荣时期，交换已不限于周边氏族之间。黄帝时代已是“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见《周易·系辞》)。《淮南子·览冥训》也记述了黄帝时代的社会和交易状况:“道不拾遗，市不预贾。城郭不关，邑无盗贼，鄙旅之人，相让以财”。说明黄帝时代的交通已相对发达，水行有舟楫可以代步，陆行有牛马可以载重，远距离的交换成为可能，这样就能做到“水处者渔，山处者木，谷处者牧，陆处者农”了。社会性大分工充分激发了人们对生活必需品的需求，同时也对交换有了更进一步的依赖。在黄帝时代，大家私有观念还十分淡薄，尚能做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即便有了相对固定的“市”，交易时还能做到互让互利，买卖双方并无欺诈，也不会发生争端，因而做到了“相让以财”，交易活动中也就不需要任何的管理和干预，故言“市不预贾”。

当时，供交换的“市”虽日益繁荣，场地也有所扩大，但“以物易物”仍是主要的交换形式，没有货币，也无需度量衡。

商业的萌生

据先秦文献记载，商代人不仅善于经商,而且有悠久的历史。相传商代的祖先相土、王亥时就已驯养牛马用作运载工具。他们常常赶着牛马，驮着沉重的货物，往返于各部落之间。在当时的条件下，远走各地是十分艰苦的，有时甚至要冒生命危险。王亥就是被“有易氏”部落酋长杀死的，牛羊也被抢走了。尽管相土、王亥等促进了商业的发展，但这仍属于个别商人的商业活动。真正形成商人阶层，则是到了商代。商代商业交往比较频繁，对沟通经济、交流文化和部落的繁荣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几千年后的今天，在商城的废墟上不但发掘出了商王朝宫殿遗址，还出土了许多珍贵的文物，其中有产于南方的象牙雕、产于沿海的贝、蚌、龟壳，也有产于我国西北的绿松石。这些来自各地的名贵产品,不少是经过商人的媒介，源源不断地运到商城来的。商代已萌生了商业，这些出土文物不少还有甲骨文字记载作证。

商代商人逐渐增多，但是形成一个阶层还要推迟到商代中后期，很可能是在盘庚迁殷前后(殷:地处今河南安阳小屯村。因此，史书又把商代称殷或殷商)。史载:“殷人重贾”、“殷人重富”。还有历史学家推断，“商人”这个名词也起源于商代，此说也不无道理。商人阶层的形成，可以从“贝币”的出现来考证:“贝”产于沿海地区，早期内陆只是偶有发现，数量也很少，主要是作为装饰品。挂在脖子上时，可以用串作单位，一串可多可少，多则数枚，少则二三枚。而殷墟的大形墓葬有一次出土数十枚、上百枚，甚至多达千余枚的。说明这些“贝”已不仅仅是装饰品，它可以用作交换时的媒介，也可以作为财富，用于赠送、赏赐，同时便于贮存。一旦把“贝”用作货币，就一定要有固定的单位作为基础，才能在社会上流通，这也是货币流通形式的必要条件。大量史实已证明，“贝币”是以十贝为一朋。

上海博物馆保存着两件殷商时期与贝币有关的青铜器:“饕餮纹鼎”和“倗簋”，鼎上刻一人肩挑着“贝币”站在船上，旁边还有一人在划船。“倗簋”上也有看似出远门经商的人们，他们都满载着贝币，往返于“市”,形象十分生动。“贝”字又与聚敛财富和交易紧密联系在一起；汉字(繁体)中如“買、賣、貯、寶、貴”等字的组成中都有“贝”字，就可见一斑。

这一时期“大商人”在交易时已不仅仅以物易物了，至于是否已涉及度量衡，尚无确凿的证据。

以量度成贾

周灭商以后,对发展商业仍很重视，并对商代遗民中的手工业者和商人，在生活上给予许多特殊优待，鼓励他们继续以其专长，为发展西周经济服务。《尚书·酒诰》中记载:周公对殷商遗民说:你们要好好劳动，在农事完毕之后，可以牵着牛马，赶到各地去做生意，以孝敬你们的父母，你们也可以有酒饮了。周文王时，曾遭遇到大旱荒年，文王又运用发展经济来解决困难，文王说:四方商人，如果愿意到这里来经商，我们在交通上提供各种方便；货物运到，随时可以进行交易，不让你们吃亏。可见，西周统治阶级对发展商业经济也是很重视的。但是西周在对商业管理上，却与商代有很大的不同，主要表现在森严的等级制度上。

《周礼·考工记》中有:“匠人营国……面朝后市”。可见，营造都城王室时，对“市”已有所规划。不仅周王都城内设有“市”，各诸侯国的都邑也都设“市”。据《周礼》记载，西周的市场管理已形成一定体系和制度，其中不少条款都离不开度量衡。《周礼·天官》载:“以九职任万民……六曰:商贾，阜通货贿……”。商人的社会地位属于中下层，其职责是专门给皇家贵族提供大量的特殊用品和财物。《周礼·司市》又载:“大市，日昃(ze)而市，百族为主；朝市，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交易分时分段分对象进行，是等级社会的一种表现。

西周有非常严格的市场管理制度，并设有各级官吏如:司市、载师、胥师、贾(gu)师、质人等。司市为市官之长，市场的总负责人，管理“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量度成贾而徵儥”。据汉代郑师农、唐代贾公彦注疏，皆认为“量度”即度量衡。开市之前，由胥人执鞭度守市，平准物价，视察伪诈。质人:“同其度量，壹其淳(chun)制，巡而考之，犯禁者，举而罚之”。淳，同纯，谓幅广；制，谓匹长。质人手里也拿着鞭度，不时地在各处巡视监察，以保证度量衡的统一。绢帛的幅广、匹长，货物的轻重、多少，都必须达到规定的标准。凡争斗者，执鞭惩戒，有争长短者，则执度以校正。据贾公彦解释:鞭度是一种无刃之殳(shu，古代的一种兵器)，上系有一鞭，刻有尺度，长一尺二寸。“鞭以威人众，度以正人众，故并言”之。试想，这是多么威严、多么冷峻、多么等级森严的场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