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畜禽产品发展迅速，肉蛋奶等畜禽产品产量已分别是改革开放初期的数倍或数十倍。畜禽产品生产消费已实现由单一化产品生产向多元化生产、由数量需求型向质量需求型的转变。伴随着产量的增加和消费模式的转变，畜禽产品的质量安全问题日渐增多，尤其是畜禽产品中有毒有害物质污染严重及其残留超标等问题导致消费者对畜禽产品消费缺乏安全感与信任度，这已成为制约我国畜禽产品产业发展的瓶颈［1］。欧美等发达国家早已建立与运行了较完善的畜产品质量安全生产管理运营体系，尤其是以标准物质支持的质量安全监测体系，使得畜禽产品质量安全总体水平远远高于我国。

      在加入WTO国际市场一体化的形势下，提高我国畜禽产品的质量安全势在必行。药物残留是当前我国畜禽产品质量安全的突出问题，因此药物残留监控是我国畜禽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控的重点之一。标准物质是分析过程质量保证的基础，是确保检测方法及数据的可靠性、可比性、可溯源性和国际互认的前提。因此畜禽类标准物质是实现检验结果准确的最有效手段,是建立畜禽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可溯源性、可比性的前提,是畜禽产品质量安全监测标准化的核心,是实现畜禽产品监测结果互认的基础。
1畜禽产品中药物残留超标的主要原因及对策

      药物残留是指药物或其代谢产物以蓄积贮存或其它方式保留在动物细胞组织器官中的现象。由于畜禽用药与人体大致相同，但用药量比人大得多，很容易在动物体内残留，造成急性中毒，产生过敏反应，致突变，从而破坏肠道菌群平衡，使细菌耐药性增加等。许多人工合成非自然存在的化合物药材很难降解，这些物质通过动物排泄物进入自然界而长期留在地球上，会随时对动物和人类构成威胁［2］。造成药物残留的主要原因：(1)畜禽疾病种类多且传染病多。畜禽病是制约我国畜禽业发展的关键因素。由于畜禽病致死率高，部分养殖户在养殖过程中“无病乱投药”，不仅导致耐药性和经济成本的增加，而且一旦真正发病后用药效果不明显，从而又导致“有病滥用药”现象［3］。(2)我国畜禽标准化生产程度低。目前适度规模的专业户饲养，仍是我国商品化畜禽养殖的主体，而这一生产主体普遍存在布局不合理、生产工艺落后、设施相对简陋、养殖环境恶劣、生物安全防疫体系不健全、疫苗和兽药使用不规范等问题，导致畜禽疾病难以有效防控，产品质量难以有效保证。(3)投入品使用不规范。在禁用药物使用方面，除存在故意行为外，还存在“误用”行为。导致“误用”主要有两方面问题：一是在允许使用的兽药中添加禁用药物成分，如在中草药中添加违禁西药成分；二是存在“专家”荐用禁药的误导现象，一些专业报刊或网站上易可查阅到专家（学者）荐用禁药，这种“权威”误导对养殖者用药的影响很大。(4)监管支撑手段不足。一是由于禁用药物的检测方法标准缺乏，导致虽有禁令但难以有效实施，

      禁用药物长期禁而不尽；二是缺乏对投入品中隐性添加禁用药物成分的有效识别技术，制约了投入品的生产监管、市场净化和使用管理；三是对允许使用的药物，缺乏相应的产品限量要求和使用安全间隔期要求，这既不利于生产者合理使用药物，也不利于产品药物残留监控［4］。
      随着我国畜禽饲养集约化水平提高，传染病的发生与流行已成为阻碍我国畜禽业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因病毒感染导致动物死亡的比率仅次于细菌感染的致死率，占36.8%，且发病率呈上升趋势。因此，继抗生素药物后，抗病毒药物被大量使用于畜禽产品生产中，例如大量金刚烷胺和利巴韦林等抗病毒药物用于鸡、猪流感的预防和早期治疗及猪传染性胃肠炎的防治等，导致畜禽产品抗病毒类药物残留超标现象。人体经常摄入低剂量的药物残留物，会逐渐在体内蓄积而导致部分器官病变。抗病毒药物残留问题已成为世界共同面临和关注的问题，各国和国际组织都在积极采取相应的管理措施。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FDA）于2005年发布禁令：禁止在鸡、鸭中使用抗流感金刚烷（金刚烷胺和金刚乙胺）和神经氨酸酶抑制剂（奥司他韦和扎那米韦）等药物。
      我国农业部发布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第560号）：禁止使用金刚烷胺、金刚乙胺、吗啉（双）胍（病毒灵）、利巴韦林等抗病毒药物，同时还发布《关于清查金刚烷胺等抗病毒药物的紧急通知》（农医发［2005］33号）。规定除经批准生产、使用的疫苗产品外，禁止使用金刚烷胺、利巴韦林防治高致病性禽流感等一类病原微生物引起的病毒性疫病。鉴于抗病毒药物残留的危害，各国纷纷将其列入畜禽产品监测中，伴随农业部公告的实行，抗病毒类药物已列入我国畜禽产品普查及风险监测的重点内容，并引起越来越多的产品监测及风险评估机构的重视。

      2畜禽产品监测用抗病毒类药物标准物质研究情况

      各国管理机构均对不同畜禽产品中药物残留设定了最大残留限量（MRL），并将其作为国际贸易中的技术性贸易措施之一。为了加强畜禽产品中药物残留监测，提高畜禽产品安全系数，各国非常重视药物残留相关标准物质的研制工作。目前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已研制氯霉素、盐酸四环素、土霉素等纯品标准物质［6］；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标准物质与测量研究院（IRMM）已研制猪肉组织中氯霉素成分分析标准物质，猪肝、猪肉、猪肾中氯四环素成分分析标准物质，奶粉中氯四环素成分分析标准物质等多种药物纯品和基体标准物质［7］；澳大利亚国家测量研究院（NMIA）以农药、兽药及生物毒素类纯品及基体标准物质研究为特色，研制了17α-去氢睾酮、氯霉素、氟孕酮、磺胺曲沙唑等纯品标准物质［8］；日本国家技术与评价研究所（NITE）已研制了氯霉素、盐酸四环素、甲砜霉素等纯品标准物质，氯霉素（d5）同位素溶液标准物质［9］。其中，在抗病毒类药物标准物质研制方面，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FDA）已研制药物金刚烷胺、利巴韦林等纯品和溶液标准物质；IRMM已研制鲑鱼组织中氟甲喹成分分析标准物质；NITE已研制了利巴韦林纯品标准物质。
      我国目前有30余家单位研制纯品及基体标准物质，是标准物质资源较为丰富的国家，但研制结构不合理，主要体现在特性量相对单一，基本集中在无机元素、农药等，兽药中抗生素及抗病毒类药物标准物质欠缺。到目前为止已研制的抗生素类药物纯品和基体标准物质有氯霉素兽药纯度标准物质、鱼粉中氯霉素成分分析标准物质等，缺乏抗病毒类药物纯品及基体标准物质。作为畜禽养殖中使用比较广泛的金刚烷胺、利巴韦林两种抗病毒类药物，不仅没有相应的溶液和基体标准物质，而且对于动物源性食品中金刚烷胺、利巴韦林残留含量的相关研究报道很少。在检测方法方面只有地方标准，未曾制定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缺乏高准确度的金刚烷胺、利巴韦林纯品、溶液及基体的检测方法来指导畜禽产品普查及风险监测。
3抗病毒类药物标准物质在畜禽产品监测中的应用情况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药物残留和药物使用程序等非关税壁垒也将成为我国畜禽产品出口的最大障碍。这一现实问题，将成为我国养殖业亟待解决的课题之一。欧盟解除从我国进口畜禽产品禁令的先决条件是我国养殖业要符合欧盟畜禽产品的生产程序和规定。除了产品的卫生检疫、药物残留等一般指标合格外，还要执行欧盟关于抗病毒类药物在饲料中使用的规定。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养殖基础参差不齐，由于缺乏相应抗病毒类药物溶液标准物质，各地农产品质检部门只能购买标准品用于日常监测，购买途径的不统一造成检测结果没有可比性，不能为有效控制抗病毒药物的使用提供有效数据支持，因此急需研制抗病毒类药物标准物质。虽然国内已有机构提供一些抗病毒类药物的对照品，但因为对照品未经过均匀性、稳定性监测，特别是没有不确定度的评估，均匀性、稳定性、准确性难以掌握，不能广泛应用于农产品监测；而且对照品的固体样品在配制成溶液的过程中，由于各地配制方法（容量法、重量法等）不同，导致量值不统一，不利于各监测中心的规范使用。国外有很多抗病毒药物的标准物质和标准品，但关税原因价格昂贵，购买周期过长，而且含量过大或不足，不适应中国国情，不利于在我国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中普及。我国在抗病毒类标准物质的研究方面尚属空白,急需针对广泛大量使用的药物，开展相关纯品和溶液标准物质研究，于加强畜禽产品中药物残留的准确检测、提高检测结果溯源性、推进畜禽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标准化、对保证畜禽产品中药物监测风险评估及预警、加强农业标准物质领域发展，而且对于有效应对各国残留限量壁垒，及时消除潜在的出口贸易障碍，促进相关行业拓展国际市场，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