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乐观估计，如果各国在2020年前进一步加速艾滋病防治工作，人类将有希望在2030年结束艾滋病流行，从而避免1120多万人死于艾滋病相关疾病，同时挽救1800多万人沦为新的感染者。

这一信心来自于各种积极的数据和突破。它们显示，人类防治艾滋病疫情已迎来了重大转折点:目前全球约有3500万艾滋病毒携带者，但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正逐年下降。过去3年，全球新发艾滋病感染率下降了13％；2013年，新发感染者人数约为210万，为本世纪最低。

许多专家认为，上述种种迹象正使“艾滋病从世纪绝症逐渐转变为一种可控可治的慢性病”。这种转变证明，几十年坚持不懈的努力是有效的，也只有全球共同携手，才能带来积极的变化。

以“迈向一个没有艾滋病的世界”为主题的第20届世界艾滋病大会，7月20日至25日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举行。每两年召开一次的世界艾滋病大会，吸引着全球顶尖的艾滋病防治领域的专家参与分享艾滋病防治的最新进展。

上海市艾滋病诊疗中心主任、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教授卢洪洲自10年前起，几乎参加了每一届世界艾滋病大会。记者日前采访了卢教授，在他那里获取了大量从艾滋病大会上带回的信息，以及他对我国防治艾滋病工作的思考。

抗艾与结核治疗“一箭多雕”

本届大会上颇受关注的另一个治疗新进展，是首次实现结核病和艾滋病毒的并行治疗。一个叫做“结核病联盟”的非盈利机构在会上发布了名为“PaMz”的新疗法，由3种药物进行组合治疗，包括PA－824新型抗生素、莫西沙星(一种常用抗生素)和吡嗪酰胺。试验结果显示，在8周治疗期后，超七成的被试者在其痰培养液中查不到结核病毒。相应地，在使用标准疗法的参照组中，这一比例不足四成。这意味着，PaMz的疗效提高了约1倍。

它的优越性还体现在，有望将结核病的治疗周期从6个月缩短至2个月，加上PaMz疗法所需的药片数不足现有标准疗法的3％，治疗费用仅为目前的10％，大大减轻了患者的经济负担。基于上述成果，结核病联盟计划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第三期临床研究，若资金到位，这项名为“STAND”的研究将于2014年底前全面启动。

卢洪洲评价说，上述进步不仅使患者负担大为减轻，也反映了抗艾研究寻求“一箭多雕”的新观念。目前全球范围内，结核病仍是导致艾滋病毒感染者死亡的“主因”，这是因为艾滋病毒会摧毁人体免疫系统，使得感染者在疾病面前几乎没有抵抗力，这时，结核病、肝炎等并发症会趁虚而入。

国内抗艾

新药寥寥

目前，市场上已经有约30多种抗逆转录药物，如果联合用药，它们能够挽救艾滋病毒感染者的生命，使病毒感染者更健康，生活更有品质。数据显示，早发现、早治疗并坚持下去的感染者能存活数十年，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的预期寿命可与普通人相当。

卢洪洲介绍说，艾滋病治疗发展分为几个阶段:1981年至1987年为不治阶段，艾滋病被视之为世界瘟疫；1987年至1996年为难治阶段，1987年全球首个抗艾药物问世，但很快出现耐药性；1996年至今为可治阶段，2007年，柏林一位艾滋病患者因患急性白血病进行干细胞移植，20个月后血液中检测不出艾滋病毒。自此，科学家对治愈艾滋病充满信心。此外，当时三种主要药物合成一种片剂，大大集成了功效，病人摆脱了每天“抓一大把药”的局面，且药物毒副作用逐渐降低，药效更显著。

然而，中国在其中只是一个跟随者。在我国，目前常用的病毒阻断药有6种，大多为进口，市场仍是政府采购独撑的局面。据卢洪洲估算，一位患者每年的药费为两三万元人民币。每次走出国门，他都会感到国内外的差距:西方国家不断加快新药研发的步伐，而国内抗艾新药寥寥，这也是国内专家的普遍感受。

有了新药，就意味着有了宝贵的发言权，利于展开各种各样的试验，在抗艾药物的疗效、安全性等方面积累大量资料。但研发新药势必付出巨大投入，很有可能几亿元就打了水漂，国内药企因此不敢铤而走险。当然，相关研发人员缺失也是一块短板。

卢洪洲告诉记者，国家“十二五”计划中提到要搭建抗艾新药研发平台，他作为牵头人之一参与其中，但苦于在国内找不到合适的药企，进程只好一拖再拖。缺少新药，医生的选择大大减少，不少病人甚至“舍近求远”去泰国、印度等买廉价仿制药。严峻的治疗情况却步步紧逼，目前我国的艾滋病人群数量已居全球第12位，基数大、增长快。

医护人员作为艾滋病救治体系中的主角，队伍建设也捉襟见肘。“全上海就我们一家医院看这个病，曾经想让一些门诊随访的轻度患者就近分流至其他医院感染科，但至今仍没有落实。”卢洪洲目前的团队算上学生才20个人，临床医生的增长速度远远落后于患者增长的速度，他掩饰不住自己的担忧:“这将会危及整个社会的艾滋病救助体系。”

艾滋病到底能否被治愈？

本届大会上，一位非洲记者提出了一个人们共同关心的话题:艾滋病到底能否被治愈？对此，艾滋病专家们众说纷纭。

持续性治疗停止后，虽然没有清除掉病毒储存库，但病毒已减低到一定水平，且完全被抑制，机体免疫功能正常，不再需要治疗，用常规方法在患者血液中检测不到病毒，最大限度地减少患者的传播风险。

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研究员史蒂文·迪克斯表示，也许是时候转换一下思路了，取代“治愈”的观念，转而投入研究获取“长期缓解”效果的“功能性治愈”。

本届大会之前，弗朗索瓦丝·巴尔·西诺西、史蒂文·迪克斯等200多名专家，就治愈问题专门举行了一个研讨会，其中涉及了很多科学的根本问题。如靶细胞是什么？病毒感染机制是怎样的？抗体是否可人为操纵、怎么进行？什么细胞成了病毒藏匿的帮凶？病毒是如何靶向定位并摧毁细胞的？另外，所有问题中最根本的是:所谓的“治愈”究竟是指什么？

美国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主任安东尼·福奇表示，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举例来说，治疗急性细菌性肺炎的经验指导临床医生，抗生素给药治疗后数天至数周内疾病可以消失；相反，对于许多癌症而言，治愈意指无病生存期，从手术切除、化疗等治疗后数年甚至数十年时间不一，取决于肿瘤本身性质，这个治愈的期限不是永久而是不明确的一段时间。

对于艾滋病而言，我们并不知晓怎样清除病毒，也不知道病毒藏匿何处，即便是我们发现了病毒潜伏之处，也无先进的手段对其进行检测。纵观本次大会上所展示的热点成果，有研究表明利用抗癌药可将艾滋病毒清除出所潜伏的细胞，但由于样本量太少而前期研究不足，尚不能证实该法可以清除或显著减少病毒。

与会专家指出，“治愈”艾滋病的研究目标主要包括:消灭体内各种失活状态的病毒，如潜伏期的、具有复制能力的整合侵入宿主细胞的病毒DNA等；持续病毒学缓解，即抗逆转录病毒疗法每日治疗停止后，病毒血症得到控制。每个目标现在都处于研究初期阶段，支持其可行性的证据还有待论证。